文章分享（一）：文學精神“天人合一”境地
以下文章摘自譚顯宗：《試論魏晉南北朝文學精神“天人合一”境地》，載《山東文學》2010年12月下半月（總第625期），第90－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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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论方面，中国文学至为看重的不是实而是虚，不在形而下乃在形而上，其艺术美之表现是客体的物与主体的我如道家之语“物我两忘”，是指客体物之神髓与主体我之精神融为一体的“境地”也。中国古典文学精神，又或是儒道佛思想，都有类似的取向，诸如儒家“自我省察”而“知命”、道家“自我体验”其“道”、佛家“自我领悟”其“空妙”，一种生命力“活”文章去体认创作者心中“完美之境地”，正如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曰：“夫体（现）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1]这里的“道”，包涵万物，涵蕴真善美范畴，那才堪称“不朽之盛事”。严格来说，此“境地”不再是儒家、道家、佛家，抑或玄学家个别所独有，而是文学创作者追求此种艺术美时都能有所获得。那么，南北朝时刘勰“风骨”说、钟嵘“风力”说，是作品内在的艺术美，而“天人合一”之“境地”是该作品内在里面的精神所在。自此以后，就是在此种功用性价值无远弗达具有崇高理念之文学范畴里进行创作，文学暗含“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就此定位。正如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一文论及“天人同构”从而获得审美体验时引用清人姚鼐《敦拙堂诗集序》所说：“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2]故此，中国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不单是第一层外在的思想内容及写作技巧而已，日后“意境”、“气韵”之类第二层内在的艺术风格创作，正是朝向文学体悟“天人合一”的第三层内在里面之精神“境地”。在此要说明的，过去文史哲本是一家，以哲学作为文学的指导，甚或追求至高“境地”，是不以为然的。这里所提及的第三层“境地”，在文学诗歌里尚算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论文学精神之“境地”，儒道佛思想背后各自有它一套的定义，诸如“道”、“养气”、“心斋”、“空”、“无”等等，都是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缺乏从文学角度来解说，我认为这方面从中国哲学思想稍加开拓阐释就能多了解，并不困难，正如历代以来一直高度评价杜甫、李白、王维创作出圣境、仙界、神（佛）域般的天人合一“境地”之诗作也。
在这里，我想从个人思想或心理层面来探讨此“处女地”；“天人合一”之“境地”可以包括个人心理“自我完善”范畴，这可能要借助现代心理学及王阳明“心学”来解剖说明。不久之前，友人学习心理学，某天突然向我请教王阳明“心学”，说是学习所需。当时有点愕然，但细想过后，不觉奇怪反倒应当。若论心理学是一门客观性科学，又确实难于处理一些引发心理反应诸如伦理道德、生命价值的问题，而“心学”是一门心性之学，其“心即理”说，正是建构一个有秩序的心理系统。简言之，从个人“心性”（自性本体）通“天理”（宇宙本体），透过“知行合一”实践工夫去不断地“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活出“天命”，即是由“自心体认”至高的“天理”，这就是“天与人合一”，是剖析伦理道德、生命价值等问题的学问，正就是现代心理学临床心理治疗有需要补充之学科。由此可见，文学精神“境地”与王阳明“心学”之价值功用性旨趣相近。关于心理范畴的描述，是指心理平衡状态，或是神经松弛状态，又或是精神兴奋状态等等。过去中国文人所写的好诗大多是处于失意之境，心理处于极度的不平衡状态，然而他的诗作可以提升到很高的心理层，非单自我解慰（自我治疗）而已，更能体认其心中“完美之境地”并持续地追求。陶渊明、王维的五言诗可见一斑，例如陶渊明五言《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无疑是现代人精神的良药，不过有待开发。据李元洛《诗美学》一文论述：“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认识审美主体（诗人）的心理机制，现代心理学的成就，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例如才能、思维类型以及年龄和心理的关系，都可以写出心理学与诗学相结合的启示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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